瑞泊 |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需注意七大要点

杨涛认为，当前我国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进入了四期叠加阶段，处于信息化的末期，移动化的成熟期，开放化的成长期，以及智能化的探索期。监管政策对于金融科技变革具有重要的影响。他提到，人民银行发布的《金融科技发展规划（2022-2025年）》和银保监会发布的《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》，两份文件对于金融机构数字化变革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高要求。他认为，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有七个重点方向：一是优化战略布局；二是创新组织架构；三是夯实数据基础；四是提升技术能力；五是改善业务场景；六是加强风险控制；七是巩固发展生态。

杨涛认为，在现实当中，如何使技术和金融场景更好地结合在一起，面临“最后一公里”的挑战。

以银行业为例，在杨涛看来，当前全球银行业面临的挑战是多方位的。以美国为例，受经济周期、技术周期、利率周期等因素的影响，大量的银行业机构退出了市场，生存下来的机构里面，有很大一部分都在积极拥抱数字化。与此同时，我国的银行业在拥抱数字化变革的过程中，也在发生一些变化。根据今年年初相关银行业机构年报，去年一年当中，诸如工行、建行、农行等典型的大行对于金融科技的投入都在快速发展，其他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投入也在大幅度增长。很多中小银行虽然自身资源和实力受限，但是也在通过多种方式来拥抱金融科技，改善原有的业务结构与管理结构。此外，各个银行业机构也在越来越重视金融科技的专业人才，这种变化的背后，实际上是现有的业务模式已经在发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，这种格局下，变化既是主动也是被动的。

“当前我们国家的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进入了四期叠加阶段。即信息化的末期、移动化的成熟期、开放化的成长期，以及智能化的探索期。在这一阶段，走在前面相对来说优势更加突出。如果处在后面，需要跨期追赶前面的机构，难度和压力越来越大。更多的是要跟随上去，而不落下。”杨涛说道。

杨涛指出，当前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需要关注三方面的要素：从供给侧要素来说，是技术、监管与政策，从需求侧来说，是不断演变的客户偏好。其中最需要关注的是监管与政策。在当前我国数字化转型大趋势、大环境下，需要充分认识和理解监管与政策的趋势，把握好合规底线。

杨涛还对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年初推出的《金融科技发展规划（2022-202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及银保监会推出的《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两份重要政策文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。

基于《规划》，杨涛为我们归纳了目标、生态要素、技术突破、业务创新、风险与监管5个要素。在目标方面，最重要的就是支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。此外，全面推进数字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，数字驱动作为原则之首，支撑着一系列措施。而在生态要素方面，具体包括金融科技的伦理问题、金融科技人才、金融标准化建设等等，杨涛还提到，《规划》特别强调，要夯实基础设施，筑牢支撑金融科技变革的众多数字底座。杨涛指出，《规划》对于技术应用的重要性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。技术突破同样也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中之重。从业务创新层面讲，《规划》指出要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科技样板项目、典型做法跟规范机构示范区，鼓励积极开展先行先试。最后，在风险与监管层面，《规划》要求需要从过去的现场监管、非现场监管，逐步进化到数据监管，科技监管。

杨涛认为，《规划》指明了金融数字化变革的大方向，而《意见》则更多影响到数字化转型的重点环节，对整个银行保险业的数字化转型，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。首先，《意见》在推动数字化战略转型方面，重点抓了五个方向，包括产业数字金融、个人金融的数字化转型、金融市场交易的数字化水平、建设数字化运营体系以及构建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生态等等。除此之外，数据能力建设、科技能力建设、风险防范都是重中之重。“我们在未来这些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当中，可以充分地把两份文件放在一起进行研读，找到其中共性的着眼点。”杨涛说道。

结合对当前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形势的研判和对监管政策的解读，杨涛总结了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需要注意的七大要点：

第一，优化战略布局。数字化转型需要战略先行，路线是“纲”，纲举目张，越来越体现在众多机构的成功实践当中。第二，创新组织架构。在数字化转型战略基础上，需要有全新的组织架构来承载战略落地。第三，夯实数据基础。数据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，在变革过程中，需要有效管理内外数据，挖掘数据价值，符合数据合规的种种要求。第四，提升技术能力。对于大行来说，可以投入更多资源，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来讲，更多的需要以有效的外部合作方式间接提升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。第五，改善业务场景。场景是真正能够使得金融科技创新落地，服务于实体的连接点。第六，加强风险控制，安全是最重要的创新底线。最后，金融机构需进行内外有效的联系，创造开放共赢的发展生态。